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的GDP一直在增长,人均收入也在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经Atlas方法调整的市场汇率计算,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为8,450美元,高收入门槛是12,476美元;人均收入世界排名72位。中国从2011年到2016年人均收入增长了3,280美元,增长速度接近80[%],而这几年间中国的GDP也从484,124亿美元增长到了676,708亿美元,增长速度也接近50[%]。
前进中的中国也伴随着焦虑
中国的GDP早已排在全球第二,远远甩开日本,还正在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人均收入上来看,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处在中游偏上水平。日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假设高收入门槛每年增长1.9[%],中国人均GNI年均增长6.3[%],可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门槛,如果考虑到增长过程中的汇率升值,则可更早几年达到高收入门槛,但与此伴随的是高收入的烦恼。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服务业存在过度管制,收入提高在刚性供给面前碰壁。尤其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慢于进一步改善生活福利的服务类价格增速,焦虑不请自来。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服务业存在过度管制,收入提高在刚性供给面前碰壁。尤其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慢于进一步改善生活福利的服务类价格增速,焦虑不请自来。
中国金融专家张斌认为,近年来居民抱怨最多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孩子上学和养老,集中凸现了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供求矛盾的困境,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一方面受制于政府的管制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自身提供的公共服务又因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而明显滞后。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有效的问责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解决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同时也给各方面的决策者和专家提供了信息,部分克服公共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责机制给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制衡力量,让利益分配更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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