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一辆轰隆隆的列车，在改革开放后一路高速增长，登上世界GDP第二的宝座。然而我们在从前高增长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投资拉动、粗放式增长方式亟需改变。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探底阶段，GDP从曾经的两位数一路跌至今年前三个季度的6.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上日程，中国接下来需要依靠效率、技术再获增长动力。当下，改革在探索中前进，中国面临几大突出的难题亟待解决。
1、对GDP的崇拜
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各个地方政府的GDP竞赛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GDP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增长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思考。鲜有人去衡量GDP的含金量，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如何了，经济增长的方式到底健不健康。
因为“唯GDP”论的思想，很多地方政府“偏爱”用投资来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过度的上项目、上规模推动了地方债高企。此外，房地产投资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见效”最快的模式，这也是全国当前房地产库存高企的一大原因。曾经中国以两位数的速度一直冲刺至GDP世界第二，然而，沾沾自喜的心态让我们忘了反思增长方式是否存在问题，现在，我们正在为这些问题埋下的错误买单。
2、旧增长方式无以为继，新增长方式尚未建立
过去几十年，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是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都是从需求侧拉动，而今日这三项已经明显“失灵”。
首先是消费。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百姓的生活成本仍在上涨，房价高企让人们普遍“攒钱”的心理抑制了一部分消费。此外，制造业不景气、产品质量不高使得国内供给不符合需求，奢侈品、甚至一般生活消费品都从国外大量进口，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近年来，我们经常依靠房地产、基础设施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方式为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举债投资。这带来了高负债，很多成本大、收益回收遥遥无期的项目造成了银行资金链的长期占用。此外，资源过度集中到特定项目、产品上也造成了产能过剩，最典型的如钢铁煤炭。
出口方面，中国正处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时期，国外需求不足，近年来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一直为负。此外，我国以前出口是靠拼劳动力价格，近年国内生产成本日益上升让这一优势不再。
可见，当前“三驾马车”拉动方式已不能继续，而且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点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到外部需求上，而应放到内生动力上。从供给侧角度来分析，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效率低。吴敬琏曾经透彻地解释中国的出路——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到了中后期，一般性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减小，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用改革推动发展质量的提高。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注意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一是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二是建立对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正向激励。处方就是通过纠正资源的错误配置，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把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增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亟待进行产业转型，从旧动能转化成新动能。将从前的资本投入、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转变为创新、技术。
3、钱该往哪流？
今年年中，M1M2剪刀差一度扩大，中国“流动性陷阱”风险受到广泛关注。首先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央行一位非常严谨的学院型官员盛松成。7月他在公开场合表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企业有流动资金而不进行投资。可以说，企业陷入了某种形式、某种程度上的‘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通俗来讲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而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也就是无论央行怎么多发钱，这些钱都被企业放在手上，不投资、没有流动起来。
当创新技术缺失时，资本自然缺乏好的渠道。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哪个市场景气，资本就流向哪个市场。当所有国内资本市场都不景气，资本就开始外流。
4、制造业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制造业是一国的脊梁，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这就是为何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对美国制造业都是一致的重视，为何日本经过“失去的二十年”却能持续保持经济强国地位，为何德国在欧债危机、各国哀鸿遍野的时候一家风景独好。而且，德国在高端技术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得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国家不但没有削弱德国的经济，反而给德国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比如这些国家大量*德国高科技机械来自己生产产品。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我们利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组装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这也积累了大量问题。一方面，产品停留在低端使得国内的高品质的产品供不应求，从手表化妆品到电饭煲马桶盖，国人纷纷奔向海外*；另一方面，低端产品滞销、产能过剩严重，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都是产能过剩的代表性行业。下一步的出路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核心技术、原创性科技创新也是中国亟待发展的。过去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之最，GDP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在此期间并没有产生出世界级的技术品牌。此前据商务部测算，每台iPhone手机价值贡献中，美、日、韩分别凭设计和技术获得49.4[%]、34[%]和13[%]的利润分成，组织生产的中国不到4[%]。低廉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仍然是made in China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
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除了政府方面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税费、营造公平市场环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从制造业从业人本身来说，也需精益求精、戒浮戒躁。笔者此前接触过一些国内制造业公司，明明在技术方面有喜人突破，却仍打不开市场。欧美制造业虽然经历几百年的发展，各项技术已经成熟，但我们仍有后发优势。举个例子，很多欧美制造业公司不愿及时对生产线、已有生产方式进行更新换代，尤其是那种昂贵、庞大的生产线，欧美往往是个人私营公司，再次更新将是很高的成本。而我国由于起步晚，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直接建立更高水平的生产线、生产方式，这是一大优势。
5、国企“钱不断”，民企“融资难”
制造业的一大问题“该生产的生产不足，不该生产的却生产了很多”，这其中“不该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企，最典型的钢铁与煤炭的过剩甚至在今年上升为国民经济五大任务之一来解决。追问当前中国当前经济困境的原因，根本上是体制、结构性问题。国企部门占据经济上游产业，下游产业对民营企业开放。当下游产品的外需、内需不足时，上游行业这些国企的反应却是迟缓的、甚至“停不下来”的。
融资难、贷款难、不平等对待一直是中小企业的一大生存考验，有数据统计目前国有企业大约拿走了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的50[%]，但其拿到的资源与做出的贡献极不匹配，国有企业只不过贡献了GDP的40[%]、财政收入的30[%]、就业的20[%]。
银行给国企放贷出了事也相对说得过去，但若给私营企业放贷出了问题就不一样。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经济、就业、政绩等等考虑，也会出面保护“僵尸企业”。另一边，急于融资活命的中小民资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只能转向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高利息的方式借钱，生存空间进一步恶化。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学文曾一针见血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得通过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投资（即储蓄或金融资本）应该是“唯利是图”的而不是“任人唯亲”，应该流向最高回报的项目而不是对使用者的身份作区分、歧视。
6、楼市牺牲掉的岂止是一代人的幸福
“这厢沧海苦，那厢尘世欢”，这句来形容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的楼市差异再合适不过，可仔细想想，表现不同，却是“皆苦”。一二线城市飙升的房价使得刚需人群要花更长的时间来付涨高的房价，三四线城市一座座住宅楼建好却无人入住。
对新城区的盲目规划、地区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使得近年来“鬼城”、“新城”频现。国泰君安此前的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全国商品房施工面积高达73.6亿平方米，待售面积为7.2亿平方米。这两部分之和就是商品房的潜在库存，为80.8亿平方米。理论上要消化掉这些库存预计需要6年多的时间，而实际上某些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周期甚至长达十多年。
这边房子卖不出，一二线城市却一房难求。超发货币、宽松信贷、资金缺乏投资渠道、城市资源吸引人口流入、土地*不足等原因推动了一二线楼市的房价的飙升。
然而，大城市房价宜疏不宜堵，不少学者认为，基于人口流入，未来大城市房价还会涨。人口是挡不住的，大城市的医疗文化资源、商业环境、工作机会决定了人们向这些城市源源不断地涌入。从国际经验看，“大更大”也是城市的发展规律，发达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也经历人口日益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2015年法国人口超6500万，大巴黎地区有1190万人，东京则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25[%]的人口。国内不少城市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是导致一些“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无数漂泊在北上广的年轻人在这轮房价上涨后更感“绝望”，在高不可及的房价面前，自己仿佛被一面看不到但确实存在的墙挡在这座城市之外。其实，楼市牺牲掉的又岂止是一代人的幸福，今年买房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动辄囤房十几套、几十套的投资客，如果个人与企业都只想着从炒房地产挣钱，中国经济的未来何在。靠房地产支撑的经济犹如建立在沙土之上，没有牢固的基础，必然会倒塌。
7、改革与稳增长的犹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明确提出的经济任务，一年下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探索中艰难前行，一些部门和地方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纠结心态也暴露出来。
若要调结构、改革则必须放弃一些短期效益，甚至可能触发一定风险，同时中国还要力保“稳增长”，力保就业、稳定，这就要考验高层的智慧了。
从地区来说，最明显的例子，在今年的去产能、去除“僵尸企业”过程中，地方“两难”的心态尽显，产能是要去，但如何让其平稳地退出，人员怎么妥善安排？旧动能已退、新动能未来，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速？会不会影响财政收入？
从中央来说，最明显的表现要数今年的货币政策，上半年货币政策单月变化幅度之大体现出宽松政策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要为供给侧改革*一定宽松的环境，也防止经济跌破6.5[%]，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过去大规模货币刺激的教训，防止再次大水漫灌造成新一轮后遗症。
改革要进行，但在风险与稳定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平衡已成为高层与学者的共识。国务院参事夏斌曾表达出高层的态度：“当前的经济转型之局，如何破？总的原则应是，守住底线，改革为先。当前的中国经济，不刺激肯定不行，但是，过度刺激也不行，效应在明显减弱。“两难”面前怎么办？根本出路在改革。又必须看到，不是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有利于短期内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有的改革措施有可能在短期内会从某些方面影响经济增速和暴露风险，进而影响局部的不稳定。怎么办？只能在改革的力度、措施的选择、措施出台时机的把握上，以守住两条底线为原则。”
后记：“病在腠理，不治恐深”，这句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中国再继续向前发展，唯有依靠改革。改革总是难的。想想我们每个人，平时也要努力克服掉惰性去改一些习惯，攻克一门较难的技能，坚持锻炼身体。然而，难，却一定要做。不破不立，对个人，对公司，对国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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