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在进行的山东省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目前济南已“身陷重围”，应加快发展，向全国性中心城市迈进。济南怎么“身陷重围”了？济南加快发展对山东有多大的意义？嗷夜哥和您说道说道。
济南已被国家中心城市“包围”
在全国上下都在“撸着袖子加油干”的当下，济南也不甘落后，提出要积极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拆违、治堵、治霾等民生工作也在强力推进。但一贯低调的济南，仍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作为全国经济第三强省的省会，济南2016年GDP6800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20名开外。即便在山东省内，济南也屈居青岛、烟台之后。省会城市GDP在省内排“老三”，这在全国其他省份绝无仅有。
现在，济南作为国家定位的区域中心城市，已经被国家中心城市包围。在700公里半径内，北有北京、天津，南有南京、上海，西有郑州，东有省内的兄弟城市青岛。郑州近年来发展迅速，2016年GDP已达7900亿，是济南的近1.2倍，青岛更是首破万亿大关，排名全国第12，是济南的近1.5倍。
对济南来说，现在到了奋起直追的最关键时刻，否则眼见其他城市强势崛起，济南恐怕短时间难以摆脱“洼地”的窘境。对山东来说，虽然17市中有15市进入全国百强，仅次于江苏13市全入围的成绩。但一方面，山东各市的位置排名并不特别靠前，山东明显是“有山无峰”的局面。另一方面，青岛、烟台发展地处东部海岸，对辐射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免鞭长莫及，山东中西部发展亟需强有力的龙头带动。
大城市有多重要？这里面学问多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大城市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例如，济南的发展，养活了周边城市不少为济南*商品或服务的人。不仅是青岛之于烟威、上海之于苏杭，全世界绝大多数大城市都会产生一个成熟的都市圈。
长三角已经成为成熟都市圈，上海功不可没
但这次嗷夜哥想要着重提及的，是一个钱的问题。地区发展需要钱，而政府的收入大半来源于税收。想要增加政府税收，除了招商引资外，还得需要一个大家并不陌生的词汇：“总部经济”。而对山东来说，所谓的群山无峰，指的就是缺乏一个吸引总部经济的城市。
至于原因，嗷夜哥慢慢道来。
2017年初，正是各地陆续公布2016经济数据之时。嗷夜哥对比几个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和GDP，GDP排名第三的山东，在财政收入榜上排名第四，原因是上海市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山东。而在具体数据上，山东与江苏、广东的财政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三省在GDP上的差距。山东的财政收入，甚至还不到广东省的六成。而经济体量只有山东7成的浙江，其财政收入也达到了山东的9成。
再来看几个大城市的数据，北京的财政收入也接近山东。天津的经济体量只有山东27[%]，财政收入也达到了山东46[%]。其中，北京、上海的税收收入，均占据财政收入的8-9成。
部分省市GDP和财政收入比较（单位：亿元）
当然，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经济增长效率、收费情况、中央返还税收等情况，但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和拥有一线城市的省份（广东、浙江）这这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更直接的数据，是通过衡量税收和税源的比例来得到的，经济学中称之为“税收背离指数”。而近年来诸多学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证实了嗷夜哥的那个猜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等地区为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入地和受益地，而河南、山东、湖南、河北等地，为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出地和受损地。
也就是说，在河南、山东等地，很多经济活动并没有转化成税收上交当地财政，而是流入了北京、上海等地，成为了他们的税收。
总部经济匮乏，山东吃了哑巴亏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是当前尚需完善的政府间财税体制造成的。
我们分情况来说，北京某家企业决定在其他省份，如河北省，开设一个工厂。北京需要把厂房、人员等迁出。等新工厂开工建设，其产生的GDP会计算在河北省内。但至于税收，则要看各地政府的协商。2015年刚刚出台的京津冀产业转移办法就规定，新工厂的税收由迁出地与迁入地五五分成。
其实，上述规定只是针对于京津冀产业转移的一个特殊规定。按照目前现行的政策，公司总部和分公司之间的税收，也要实现分成。具体分成方法是，所有地区分公司产生的税收（此处单指属地税所有的部分，因为属中央税收的将直接上缴国税）经计算后，25[%]归于总部所在地的政府，50[%]归分公司所有，25[%]的按照各分公司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额，在分公司之间分配。
部分省市税收背离状况，正值为净流入，负值为净流出（2010年数据）
这一政策其实已经最大限度地调解了各地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我们也得看到，即使总部只产生少量经济活动（如人力、办公用品方面），总部所在地政府也会取得所有分公司25[%]的税收。
其实，造成国内地区间税收背离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资源税征缴制度不完善，会造成东西部省份税收背离，但对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来说，总分公司之间税收制度则是主因。鲁豫冀等省份，频临京津，又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容易成为大企业分公司所在地。加之这些省份长期缺乏大城市，总部经济不发达，长期成为税收流出地，也就不难理解了。与鲁豫冀情况类似的，还有江西、湖南、安徽等省份。
其实，鲁豫冀的情况，之前曾在江苏和浙江出现过。以江苏为例，直到2010年，其还是税收净流出地，其主要原因是苏北经济欠发达，苏南虽然发展迅猛，但大多是承接了上海的产业转移。但在2014年，江苏却已经成为了税收净流入地。这其中，离不开南京、苏州两个后来崛起的大城市。
济南可“先富带动后富”
近年来，苏州凭借其优惠政策，成功地将上海不少企业搬了过来，成了地地道道的苏企，而南京则凭借省会之力，不仅发展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大企业（如苏宁、雨润等），还吸引了一批外企的中国区总部落户（如AO史密斯等）。
南京作为省会，对带动全省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比江苏更成功的，无疑是浙江。其省会杭州拥有阿里巴巴、网易、娃哈哈、农夫山泉等大企业，涵盖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新贵，其自然也成为了税收流入地。
当前，中国在确定总分部所在地间税收分成时，采取的其实是国际通行的比例。但目前中国财税关系存在的主要不足是，部分税收缺乏地方间平行流动，或是缺乏中央专门性的、对税收流出地的转移。该情况已经被多名财政专家关注，未来也亟待解决。
但当前，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最现实的还是适应这种财税体制——发展属于自己的总部经济。可要吸引总部驻扎，不能缺少的便是大城市的带动。而要发展大城市，集全省人才、交通等各种资源于一体的省会自然是首选。先有成都集全省之力，发展到目前的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后有河南依据其交通便利，提出要打造中部物流中心。就连地处西南的贵州，也提出要建设大数据中心。
当然，成功的将总部经济建起来并获得相应的税收，应该只是济南这种省会城市的第一步。当省会城市发展起来后，就应该反哺其他城市，正所谓“先富带动后富”。而在经济发达的山东地区，这一设想无疑更加容易实现。山东本身产业结构完善，人才、资金都不缺乏，缺少的只是一个有带动作用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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