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後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策，使所有人都放棄了他的激進競選承諾只是為了競選的幻想。宣布退出TPP、宣布修建美墨邊境圍牆、NAFTA重啟談判，威脅撕毀與澳大利亞的難民接受協議、指責歐元、日元和人民幣受到操縱，推出針對穆斯林國家的簽證和難民禁令等，不僅否定現有美國乃至全球的基本政策構架，而且拋棄以往外交禮節與傳統的雙贏理念，處處奉行“以我獨尊”的態勢。短短一個月，便將美國外交和內政帶入了混亂的狀態。
於中國而言，中美貿易關系更是特朗普貿易保護新政的關鍵。盡管理想分析很容易看到，特朗普對中國大打貿易戰並非明智，也大概率會面臨“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結局，但從特朗普在競選時就主要針對中國，以及當下采取的親俄策略、聲稱捍衛美國在南海的“國際利益”以及不計後果地大打台灣牌等訊息來看，持“美國第一”口號的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將最有殺傷力、最強硬的攻擊手段預留給了中國。在對墨西哥下手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發難或為時不遠，需要做好接招的準備。
直觀來看，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占據美國貿易逆差近一半，而去年超過250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亦是貢獻了中國貿易順差的一半，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意味着一旦美國采取全方位的貿易保護手段，短期內中方難免會遭受重大損失。
特別是根據三大標準，即一是美國國內生產所占比重低的行業、二是美國有相對優勢的行業、三是中國對美出口量大的行業來看，電子產品、電氣設備和機械設備、鋼鐵、家具、紡織品等產業或將成為貿易戰火力最集中行業，並一定程度上給經濟增長與就業市場帶來嚴重打擊。
當然，也如早前討論，貿易戰的開啟向來並非單向，考慮到每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飛機、電機電氣設備和機器、機械器具等商品金額超過百億美元，美國對華有巨大的直接投資，中國持有1.12萬億美元美國國債是美國國債第二大的持有國，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服務業比較依賴，對華服務出口順差高達333億美元等等，中國也有很大的回旋空間。可能這也是特朗普政府也不敢輕易對中國出手的原因。
更進一步，筆者認為，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除了上述見招拆招、在貿易政策方面的直接回應以外，更多靈活的、軟回應與配套措施同樣是面對黑雲壓境之時值得提前準備的。
首先是以國內快速增長的市場需求作為談判砝碼，並致力於擴大內需和對外開放以抵禦外部風險。事實上，2016年中國的社會零售業總額已達到33.2萬億人民幣，與5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內零售業總額差距甚小。而過去十年中國消費的年均增長率則高達15.4[%]，遠超美國年均2.5[%]的增速。同時，過去十年，中國住戶可支配收入增速約是美國的四倍，居民儲蓄總額約是美國的兩倍有餘，中國市場的廣闊前景被全球包括美國企業看好。
而近年來中國智能手機市場、民用飛機和汽車消費市場、旅遊市場等發展迅速，如今已經位列全球第一。這意味着，未來美國若要發起全面的貿易戰，將不得不考量失去中國市場的代價，而中國可以將日益擴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作為最有力談判籌碼與回擊武器。
同時，考慮到當下中國對歐盟、東盟與日韓的出口量已十分巨大，很難找到與美國市場體量接近的替代市場，國內市場消化也是最重要出路。從這個角度來看，鑄造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消費市場是政策發力的關鍵，未來一段時間，需要加大力度支持消費轉型升級，提高中高端產品消費和服務品質，並配合新一輪服務業的供給側改革，着力解決消費領域供需錯配難題，增加內需以減弱外部衝擊。
其次是保持積極的開放姿態，尤其是高科技和服務業，並通過軟外交積極應對。在筆者看來，如果貿易戰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開放市場似乎是個積極表態，美國對中國雖然商品貿易逆差高企，但服務貿易卻一直呈現順差。2015年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額高達484億美元，順差為333億美元。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對華服務業出口在2014年為美國創造了27.3萬個就業崗位。此外，對美國進口的增加，尤其是允許美國互聯網巨頭（如谷歌和臉書）重新進入中國市場，可以大大增加中國的談判籌碼。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高科技公司、服務類公司或有一些獲利，但這也可以提升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和爭取更多的盟友。
同時，在特朗普退出多邊貿易協定的談判，並呈現出明顯逆全球化傾向之時，中國領導人提到的“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贏得國際上廣泛讚譽，借此機會配合國內市場化改革與開放步伐的加快，對於展現大國擔當與推動既定改革方案都是有利的。
再有擇時調整匯率政策。目前市場上很流行並得到不少支持的觀點是增加匯率彈性，釋放貶值壓力，讓人民幣自由貶值到位。雖然在常規情況下，筆者非常支持增加匯率彈性的做法，但當前貨幣政策需要多一層考慮，即在特朗普對待中美貿易咄咄逼人的背景下，短期內穩定匯率，避免人民幣先貶值，不給特朗普對人民幣匯率指責的口實。同時，做好最壞情況的打算及美國單方面對華采取貿易制裁的情況下讓匯率自由浮動的準備。如此，自由浮動極可能意味着一次性大幅貶值，即把人民幣貶值策略留作後手。在筆者看來，擇時調整匯率政策十分重要，先動受制於人，而後發制人反而增加應對砝碼，效果有很大不同。
最後，對於任何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制裁，不用急於反應，而是結成統一戰線，聯合多數支持全球化的國家和美國內部反對特朗普政策的勢力，作出有效反制。可以看到，當前特朗普采取的不少咄咄逼人外交策略並不得人心，對前任政府達成的國際協定與秩序也大多推倒重來，重創了國際信譽。
短短數日，特朗普新政府便已經與傳統盟友產生衝突，如特朗普表示歐盟是德國的工具，指責柏林利用“嚴重低估的”歐元，在近日與澳大利亞總理的電話交流中，特朗普稱奧巴馬政府時期與澳大利亞政府達成的難民協議是史上最糟糕的交易”，那次交談“絕對是最糟糕的通話”。特朗普在對外交往奉行“美國優先”，但也漸漸失去人心。
此外，“限穆令”被美國聯邦法院制止，也反應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非常粗暴和不得人心的。這次打擊對特朗普此後的政策可能會有深遠影響，即總統的政策也是有限制的，不能為所欲為。
因此，雖然中美貿易前景充滿陰影，且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充滿不友好的預兆，但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以及高速增長的國民收入和儲蓄，是中國應對可能的貿易衝突的最好武器。特朗普“四面樹敵”的舉動又恰恰對中國是個好事，為爭取多邊合作應對中美雙邊矛盾激化*緩衝和機遇。中國最大的挑戰還是在“逆全球化”趨勢下，中國政府能否更堅定地實施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和全方位的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