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落下帷幕。据报道，此轮对话取得多项成果。如中美双方决定在6月中旬交换双边投资协定（BIT）新的负面清单，加快推进谈判；中方同意给予美方2,500亿（1人民币折合约0.1522美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中方承诺削减1.1—1.5亿吨钢铁产能，并承诺不新增产能。
人民币汇率、产能过剩、双边投资协定，是此轮对话三大焦点。尤其人民币汇率，更是全球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重心。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央行于美联储之间沟通很好，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做准备，而央行已做好准备。
易纲称：“若美国经济改善，意味着需求改善，将有利中国经济。（另一方面）若美国经济强劲，资本会流回美国，很多人担心资本流动，我们必须关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他表示，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趋于稳定，市场预期比较清晰认识到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变得更加稳定和透明。
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和人民币汇率动荡影响，今年以来，中国央行为稳定市场预期，调整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参考一篮子货币来决定汇率。
简言之，当美元指数走强时，人民币会选择盯住CFETS篮子，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当美元指数走弱时，人民币会选择基本盯住美元，让人民币兑CFETS篮子贬值。
中国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俊解释称，未来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中期走势也可能会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况的变化呈现升值和贬值交替的轨迹。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扩大，有助于减少套利活动导致的对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不过，考虑到人民币多年来与美元紧密挂钩，况且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且处于强势周期。无论企业还是家庭，还是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月3日，高盛集团发布警告称，随着中国央行引导人民币兑美元逐步贬值，中国资本外流加速的风险可能会增加。该机构预计中国外储在今明两年还将损失2,000—3,000亿美元，并将人民币预期由“建设性”转向“负面”。
6月7日，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5月外储减少279.6亿美元至31,917.4亿美元，创2011年12月以来最低。相比今年年初，资本流出规模的确大幅缩减，但这并不构成乐观理由。因为，这得利于美联储放缓加息进程，美元指数跟随美联储表态和经济数据持续波动（维持震荡格局）， 最重要的，与中国采取更严格的资本管控紧密相关，有效缓解外汇流出速度。
5月27日，中国最大施工设备制造商之一中联重科宣布，放弃对美国机械巨头特雷克斯公司（TerexCorpTEX）的收购。业内人士分析，近来中国方管努力放缓资金外流速度，或对中联重科的并购进程产生影响。随着外管局对外汇交易进行更加严格审查和管控，可能会导致国内许多公司的海外并购延迟。
从种种迹象来看，美联储正试图在核心通胀，加息和全球金融风险三者间寻求紧平衡，防止加息可能导致全球出现新一轮动荡情形。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美方屡屡提及“中国因素”，并将人民币汇率纳入重要考虑范畴。因为，中国是新兴市场代表，倘若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窗口效应。中国方面也清晰这一点，强加资本管控同时，强调全球央行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中美虽然短期达成“默契”，但从长周期看，仍很难阻止全球套利资本回流格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全球50[%]以上的资本仍涌向美国。2015年美国资本净输入规模高达4,600亿美元，同比增加18.3[%]，占全球资本输入总额的38[%]。
随着美国步入加息周期，一方面美元资产大幅减少（同时拆借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美元升值、美元资产更具诱惑力，将吸引越来越多套利资本回流，进而提升全球真实利率。这对资产泡沫严重、通胀率高企的新兴市场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消息。届时，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率抑制资本外流，此举将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并对资产价格构成利空。或者，顺势贬值货币，刺激出口。争相货币贬值也许是新兴市场往下无奈的选择。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人口红利衰退、外部市场疲软，导致出口持续乏力。国内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裹挟太多经济资源，并对央行货币政策构成逆向捆绑。并且，银行和企业部门外债负担沉重，资产泡沫和通胀高企，使货币购买力持续缩水，这些均构成人民币贬值压力。改变这一切，则需要提高出口核心竞争力，经济结构调整释放经济资源，并转向庞大内需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道路上来。唯有降低外部依赖苦修内功，才能重新获取长足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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