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美启动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机制，实施七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效。IMF相关数据显示，2010-2015年间，用市场汇率衡量中国对全球增量贡献比最高年份2012年为68[[%]]，最低2010年16.5[[%]]，平均约为40[[%]]；美国最高年份2012年为42[[%]]，最低2011年8[[%]]，平均约为26[[%]]；两国加总贡献比在最高年份为2012年111[[%]]，最低2010年26[[%]]，平均约为67[[%]]。两国经济对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发挥举足轻重甚至一定程度支配作用，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两国关系最重要合作机制之一显然应与有功焉。
目前中美经济都面临新形势，构成六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对话现实背景。就中国经济而言，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要用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大理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同时继续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改决定。短期形势突出特点在于经济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深入到最后攻坚阶段，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决策层保持定力，通过稳健积极宏观政策适度提升总需求，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进深层调整重头戏，并为经济新一轮景气增长到来创造条件。中国实践具有全球影响，杭州G-20峰会将为求解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难题提供中国视角。
美联储主席耶伦女士5月27日哈佛大学演讲显著增加了不久再次加息的概率。美国货币政策有望在加息通道持续推进，现实目前美国经济相对疲弱走势与自然失业率与潜在增长率的某种均衡状态大致兼容，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速从战后“4时代”回落到上世纪后期“3时代”后，进一步降到新世纪以来“2时代”属于规律性现象，难以用超强刺激政策人为扭转改变。货币政策进入加息通道，意味着货币政策刺激力度在一定时期范围趋势性递减，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可能会使美国政策焦虑感可能有增无减。
新形势下拓展深化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这几个议题的内容有别，显然需要给予相对独立的分析处理，不过从某个角度看也或可设想通过一揽子合作计划统一求解的可能性。组合求解有一个简单好处在于，即便特定议程表面看分歧较大难以合作，组合考虑仍有取长补短与捆绑设计形成对双方总体有利合作方案的可能空间。如能转换思路通过组合谈判取得突破，无疑将有助于显著提升中美经贸合作的压舱石、推进器与减震阀作用，并对区域与全球经济以及其他领域产生积极影响。
这个思路是否合理可以探讨批评，如何细化也有待具体研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前瞻性全局性视角出发，或许可以通过某种非正式方式探讨实施ABMNT一揽子合作可能性。
中美是当今全球大变革时代最重要新兴国与守成国，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历史实践，注定要面临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正如中共主席习近平所言：“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生命力所在。相信新一轮对话将会针对目前中美经济新特点，因时而动，对症施策，把中美互利共赢经贸关系推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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