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上市了,而且成为了首支在纽约与上海同时鸣钟的股票,开创了历史。
除此之外,上市首日就大涨41%的傲人成绩也使得其CEO黄峥成为了上海市副市长周波的座上宾,变成了上海新创业精神的代表。
但也正是这位“新精神”的代表,却因卖假货都能成功上市的污点而被嘲讽为历史的倒退——倒退了整整25年——羞辱了自1993年以来中国制度化打击仿冒伪劣的努力。
图片来源:Netnames
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4年前的2014年——阿里巴巴(BABA)上市的那一年,我们会发现:淘宝上面的假货引得华尔街空头蠢蠢欲动。据跟踪线上商品质量的测评网站Netnames的统计,其假货率竟高达90%。翌年的1月23日,中国工商总局公布了对淘宝商品的抽查结果,显示其正品率仅为37.25%。
所以平心而论,给拼多多上市扣上“历史倒退”的高帽并不公允。若要真论起来,阿里巴巴上市至今,历史的倒车已经开了4年了。
图片来源:e投睿eToro,数据截止于2018年7月30日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嘲讽起“拼夕夕”了呢?恰是因为一二线的网购消费者已经脱离了价格敏感,追求消费升级,但三四线城市的网购消费能力却刚刚崛起。只不过这一次抓住历史机遇的,是一个叫黄峥带领的电商公司——拼多多。
中国互联网普及的下沉:2016—2018年
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21世纪初至2012年,互联网在一线城市与沿海省份城市的普及;二是从2012年至2016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普及率在二线以及内陆主要城市的提升;第三个阶段则刚刚发生于近两年,三四线城市以及广褒的农村地区开始步入互联网时代。
根据新华网的调查,从2013年至2014年的1年内,城镇的网民就增加了2929万人,是农村网民的15.5倍。但是,四线以及农村网民则在过去的两年内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这使得城镇与农村网民的增幅差距已从4年前的15.5倍下降至去年的2.9倍。
图片来源: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第35次统计报告
四线以及农村网民的快速增加无疑是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互联网的使用成本大大降低。10年前,一个4MB带宽的ADSL需要将近170元。而现在,这个价钱购买三大运营商的4G流量套餐,每个月也都是绰绰有余的。
而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非腾讯莫属。自2013年微信成功占领80%的手机之后,腾讯系的各类APP就像是大树的旁枝错节一样,盘错在中国9.53亿手机用户的生活之中。即使在刚刚过去的1年内,人们使用腾讯系APP的时长下降了6.6个百分点,但是它仍占据着我们将近一半的个人时间。
图片来源:Questmobile
由腾讯控股18%,是其第二大股东的拼多多亦成为了腾讯流量王国的受益者。再加之其倡导的社交购物模式——通过微信传播、实现共同砍价无疑为拼多多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条件。
简而言之,一二线城市已经迈过的互联网门槛,也正在迎来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更汹涌的人流。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2013—2018年
除了互联网的普及为三四线城市的网购提供了条件外,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更是为其消费能力的崛起给予了养料。
从2008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开始持续下降。从2009年时的0.49下降至2016年的0.465。三四线以及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均超过一二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
图片来源:中国统计局
随之而来的,便是他们消费观念的变化。最典型的变化就是他们开始求新、求变。
在2013年,三四线城市居民中分别有59.5%和61.1%的受访者持有“只要东西还能用,就不会购买新的”的观念。但4年之后的2017年,这一比例分别下降了4.3%和10.6%——其中尤以四线城市居民为甚。这一降幅远大于一二线城市。相反,一线城市持有上述观点的居民反而有所上升。
图片来源:中国产业信息
求新、求变的消费观念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开始追求所谓的“消费升级”——追求个性化定制、小众产品等等。恰恰相反,他们只是能够忍受更大的机会成本而已,而非实际成本。举个例子,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提升了他们对花上10元、20元进行试错的宽容度,而不是直接跨越到愿意花上几千元在淘宝上购买一件潮牌服饰。
所以,当黄峥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拼多多让三四线居民享受到了消费升级的改革红利——“能够让安徽安庆的人们吃上好水果”,着实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如同前文说“拼多多的上市是历史的倒退”一样,言过其实,有失公允了。
拼多多CEO 黄峥
拼多多的存在是满足了他们在消费上试错的需求,而绝不是提升生活质量。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自某四线城镇的小张在拼多多上以远低于三星正品的价格购买了“三星视听”的耳机。使用了十几次之后,小张发现耳机坏了。他不会心疼自己花了冤枉钱,大不了再卖一副罢了。
阿里巴巴与拼多多:2014年 & 2018年
所以,当我们diss拼多多售卖假货,并宣扬保护版权、商标权,以及创维电视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认知已经迈过了那一个历史阶段。
就如同短短的4年前,有多少国人义正言辞地谴责淘宝售假呢?反而是欧美机构指责了淘宝严重的售假问题。就像上文所提及的Netnames。这也无它,唯因彼时身处一二线城市的我们也尚未到达那个认知阶段。
所以,存在即合理。我们不是说拼多多是对的——不作应然判断,只是认为它有存在的理由——只作实然判断。无论是被创作出来的新词“五环内视障”——用以形容那些居高临下作出道德判断的一二线居民也好,还是指责三四线居民是滋养和助涨了拼多多售假的“共犯”也罢,这些都是在上纲上线、把问题激化为阶级矛盾的“居心叵测”的观点——将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有意地上升到种姓制度。
阿里巴巴在中国互联网迅速普及的同时迎来高速增长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电商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会走上一段兜售假货的弯路的原因。这既是历史阶段的桎梏,也是商业资本的选择。
于是,拼多多成为了华尔街眼中多年罕见的高成长型企业——从成立到上市仅用了36个月。当然,“陪嫁”华尔街的还有亮眼的数据:
截至Q1,拼多多的活跃用户多达2.95亿人,环比净增5000万;活跃商户数量超过了100万,环比增加5.3万家;订单的交易总额已经超过662亿人民币,环比增长了88.63%。
或许,华尔街看中了拼多多更为深层次的发展前景:下一个阿里巴巴。
拼多多CEO 黄峥在上海中心演讲
因为在实现了弯道超车之后的拼多多,或许将成为掌握三四线消费大数据的电商巨头,逐渐转型成为一个布局新零售、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
毕竟,曾经兜售假货的阿里巴巴珠玉在前。为何拼多多不可以呢?
【结语】
阿里巴巴的崛起贯穿着一、二线城市居民在互联网进程中消费能力的提升。而拼多多恰好赶上了三四线以及农村快步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及消费能力崛起的红利期。
它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