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中国外汇管理杂志社组织的“外汇管理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外汇》学术委员齐聚一堂，围绕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热议。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彭文生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物价稳定不再是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还要兼顾金融稳定；财政政策也从稳健财政向功能财政转化。
　　　　
　　
　　全球金融危机前，主流宏观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操作工具主要是针对短期利率的调控；在外汇管理方面卫亻言，cf壹柒捌柒。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与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监管主要是微观审慎监管，财政实行稳健财政，强调中期平衡。在此框架下，是货币政策主导，财政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逆周期调控的作用小。
　　
　　全球金融危机后，政策框架发生了以下变化：
　　
　　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物价稳定不再是唯一目标，还要兼顾金融稳定。在政策操作工具方面，过去央行主要是在货币市场进行短期利率调控，危机过后开始涉及长期国债市场，直接调控长期利率。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与货币联系日趋紧密，边界变的不是那么清晰。另外，宏观审慎除了微观亦加入了宏观的角度。但在外汇制度方面，汇率的自由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强调在内外部冲击时，浮动汇率制不够，还需要加强对金融的审慎监管。
　　
　　其次在财政政策方面，从稳健财政向功能财政转化。功能财政以宏观经济为主要考量目标，不因政府赤字太大，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高而紧缩财政，财政是否紧缩应视经济的需要，而非政府的债务负担。也就是说，在经济过热时，即使政府债务负担很小也应该紧缩财政，降低总需求；在经济疲弱时，即使政府债务负担已经很高也应该增加财政赤字。财政应该在逆周期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货币政策。　　
　　在这样新的反思的框架下，结合当前的形势，我有两点看法。 
　　
　　第一点是对财政和货币的看法。从“特朗普减税”事件观察，我较为认同功能财政的观点，即“二战”后凯恩斯的观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不是问题，美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不会因美国政府债务增加而上升，长期利率是否上升要看财政扩张是否促进经济复苏，增加物价上升压力。由此给我们的借鉴是，当前应该实施财政扩张，其主要形式是减税，通过财政扩张支持经济复苏，支持经济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信贷、金融与货币政策的依赖，这对促进金融周期拐点、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都是有益的。
　　
　　第二点就是货币金融调控双支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看法。“双支柱”短期可以治标，如金融杠杆率今年已有所下降。但从长期治本的效果来看，还有待观察，这与技术无关，主要是政策层面的原因。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一般非常清晰，统计部门会定期公布GDP和CPI等数据，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存在，对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议相对较小。但对于金融稳定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也没有相对客观独立的数据，有较大的争议。金融不稳定是一个非连续事件，金融在大部分时间是稳定的，不稳定发生的频率低。所以宏观审慎管理对维护金融稳定的效率还要进一步界定，由此我们还要重视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降低货币金融调控的压力。
　　
　　最后，外汇储备与汇率、财政的关系。这一关系与汇率制度相关。如果汇率是完全自由浮动，理论上讲不需要外汇储备在应对宏观波动中发挥作用，所有的冲击都通过价格（汇率）变动来消化，外汇储备管理和货币政策就没有必然联系。目前看，有些国家的外汇储备由财政负责，日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是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在财政主导的时代，财政部负责货币政策，央行行长往往是财政部长任命的，向财政部长汇报工作，所以当时汇率政策、储备管理都在财政这边。后来，进入金融自由化和货币政策主导的时代，货币政策独立于财政政策，而汇率又自由浮动，汇率稳定是货币政策的考虑因素之一，外汇储备和货币政策没有关系了，和财政的联系是历史的路径形成的。中国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离清洁浮动距离还比较远，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外汇储备管理必然与货币政策联系在一起。

撰文/向初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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