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预期效用最大化理论，纳税人会选择一个能使其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如果纳税不遵从的预期效用大于纳税遵从的预期效用，那么纳税人将选择纳税不遵从；反之纳税人将选择纳税遵从。本文借鉴纳税遵从理论，对我国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提高纳税遵从度的措施。 　　 　　一、纳税遵从行为的理论基础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表现为及时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应按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要求正确计算。与此相反行为，即不符合税法意图和精神的纳税人行为则为纳税不遵从。根据预期效用最大化理论，“理性经济人”在做出行为决策时，会对其面临的不同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对比分析，然后选择一个能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亚当?斯密假设理性经济人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作为纳税人的个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在这个前提下，人们是否选择不遵从行为，取决于这一行为的预期收益是否最大化。在预期对不遵从行为被查获不确定情况下，理性的个体会权衡不遵从行为的预期收益和被查获的预期成本来决定是否纳税。若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则不纳税；若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则纳税。 　　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由于他的社会属性，纳税人的思想和行为会受到社会和其他人的影响，也会关心和注意别人及社会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如果纳税人进行偷逃税，这种行为不仅是违法的，而且也会受到社会道德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谴责，这时纳税人就会产生一定的负罪感和内疚心理，由此发生的心理成本就有可能在纳税人决定是否进行偷逃税时影响其决策行为。 　　 　　 　　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纳税遵从成本过高的原因 　　纳税遵从成本过高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税收制度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心理甚至传统、习惯等多方面的原因，各种因素对纳税人不遵从行为的影响和传导过程也相当复杂。 　　税制相对复杂，政策连续性不强。由于我国税制中基本法和实施细则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税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以及税收优惠减免规定过多，使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过于复杂。现行税法数量众多，具有多种法律渊源，大部分税种没有通过人大立法，而是以条例形式发布；法规层次低，具体条款频繁修改，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纳税人为了适应新的税法调整，势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新的规章制度，这样大大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 　　征管手段落后，人员素质不高。尽管“九五”期间，我国税务部门在税收新的征管模式基础上，确立了计算机网络在税收征管中的“依托”地位，但是税务管理远没有实现征管信息化。目前，我国税务机构人员素质偏低。税务工作专业性很强，不仅需要法律、税收、会计等专业知识，而且需要税务人员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及相应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 　　税收代理行业不成熟。税务代理是指税务代理人在规定的税务代理范围内，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委托，代为办理税务事宜的各种行为的总称。纳税人可以选择自己办理涉税事宜，也可以委托税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代为办理涉税事宜。纳税人自己办理涉税事宜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而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也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因此，只有当纳税人自办纳税所付出代价高于委托代理费用时，纳税人才会委托税务代理。 　　（二）纳税不遵从成本较低的原因 　　处罚形式单一。从国际上许多国家对税收违法的处罚方式看，在财产罚和人身自由罚之外还规定了多种行为罚和声誉罚。目前我国对税收违法进行的行政处罚主要是财产罚，即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对于行为罚和声誉罚等其他手段则运用不够。从税收犯罪的刑事处罚看，目前对税收犯罪处罚的主刑同其他刑事犯罪一样是人身自由罚，而把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一起作为附加刑，导致财产罚特别是罚金的地位在立法上先天不足。 　　惩处力度不够。有关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中，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从总体上体现了罪罚相适应的原则，但是在一些违法行为的处罚上适用标准过低，与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相比处罚较轻。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行裁决权，即对行为范围、方式、种类、幅度、时限等的选择权。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由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税务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质的差异、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运作不透明，缺乏有效的指导和限制、司法救济机制还不完善等原因，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提高纳税遵从度的措施 　　 　　（一）降低纳税遵从成本的措施 　　完善税收法制建设。税收立法是税收工作的开端，是成本发生的第一环节，要尽快完成具有一般原则的各税种的立法工作，对税收暂行条例进行修订，并使其成为刚性的法律法规。 　　完善征管模式。我国大部分纳税奉行成本都发生在办理税收事务过程中，显然，要使这些奉行成本最小，就必须设法提高征纳双方的效率，节省纳税人的成本、费用支出。应根据税源的密度来设置税务机构的规模，从根本上控制税务机构膨胀与税务人员过多的现象。由于在内部分工上分得过细，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层次过多，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与沟通上的困难，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要减少上下级之间的代理层次，提高工作效率，从而降低运作成本。 　　设计现金返还的激励机制。“激励相容”就是设计合理的制度，让纳税人诚信纳税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这种机制对税收征管制度设计提出的要求是：一方面要设计严厉的税收处罚机制，加大偷税行为的不遵从成本，这样才能促进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收法规，形成诚信纳税的良好税收氛围；另一方面又要采取灵活的手段激励纳税人依法纳税。 　　促进税务代理行业发展。税务代理具有三重职责，一是依法为委托人提供涉税服务，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辅以监督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有助于实现税收征管分离和政府职能与税收职能的分离，提高税收的透明度；三是可有效地协助税务部门进行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因此，税务代理是降低纳税遵从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提高纳税不遵从成本的措施 　　加大税收征管的执法力度。这是提高纳税人纳税理性的制度保障。提倡严管重罚，一方面在于具备纳税理性的纳税人面对可选择的组合方案，总会选择边际成本小于边际利益的一个付诸实施。所以必须从客观制度上显化违法的成本和代价，使之进入纳税人的理性考虑之中。另一方面，纳税人在选择纳税行为时，会参考其他人的做法和意见，以此估量偷逃税的成本几率。 　　规范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部分归因于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语义的模糊特性、固定规则与流动现实的矛盾及执行人的个人原因，然而立法者不能怠于职责。立法者往往只注意不断地制定新的法律，而忽视对其所制定的法律的解释。另一个现象是在《税收征管法》中，很多规定罚款的条款太过宽泛，不能有效规范具体操作，故应尽量制定或完善细密、详备的规则。 　　加强税法宣传，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增强公众纳税意识，对纳税人进行广泛、充分的税务宣传，提供周到的咨询服务，让纳税人充分了解税法与政策，提高人们对税法的认知程度与遵从度。 　　 　　 　　笔者/向初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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