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 以色列海法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以色列总参谋长艾森考特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正在考虑与沙特建立“情报分享”机制，此言一出，更是让人们普遍猜想，一个“以色列+沙特”的地区联盟，似乎正在成型。但是巴以问题，似乎也难以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会随着以色列和沙特的走近而出现转机。
作为自视为“伊斯兰世界领导人”的沙特，如果确实与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不断“走近”，则少不了巴以问题实现突破这一前提。事实上沙特正是巴以问题解决的重要一方，无论是在各个国际组织和双边平台上，还是在重要的历史文件和倡议中，沙特都积极的鼓励巴以建立“持久的和平”。
在2002年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上，沙特是第一个提出“承认以色列”，以此换取以色列外交让步，“建立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的国家。而2002年沙特关于巴以问题的提议，也得到了来自于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广泛赞成。2002年在巴以问题上的“沙特倡议”，也成为了巴以和谈重要的外部激励措施，至今仍然代表着广大阿拉伯国家解决巴以问题的重要立场。
但是，如果像很多分析人士所言，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趋近”必然带来巴以和谈的突破，那么这就显得太过“乐观”。无论是2014年雄心勃勃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是现在特朗普身边的“中东通”格林布拉特，要么在巴以谈判中“无功而返”，要么就是忌惮于巴以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愿“启动”。事实上当前巴以和谈的具体情况，不再是“如何谈”，而是“如何解决谈判的先决条件”。
传统的几个比较复杂的议题，比如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议题、耶路撒冷归属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议题等等，都是老生常谈。事实上从过去尤其是201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主持的巴以和谈来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和谈事实上已经很难“正式开启”。巴以和谈当前的难点已经不再是讨论几个“老议题”，而是如何达到彼此的“先决条件”的问题，以此为“善意举措”，随后开启正式的直接对话的问题。对于以色列来说，“先决条件”无外乎是“巴勒斯坦停止针对以色列和犹太目标的袭击”，“巴勒斯坦停止资助袭击者家属”，而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无外乎“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停止（或者暂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这两项。
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事实上都成为了新的难以解决的“老议题”。从以色列方面来说，要求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停止资助和帮助“恐怖分子家属”，在事实上难以实行。巴勒斯坦民众普遍将“恐袭分子”视作反抗以色列的“英雄”，如果与之决裂，则意味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合法性的丧失，这在当前巴勒斯坦内部派别并争的背景下，尤其是阿巴斯政府威望日衰的前提下，无异于“政治自杀”。所以在此问题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很难满足以色列的愿望。
从以色列角度看，“停止修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则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将会面临右翼和极右翼的巨大压力，在当前以色列国内政治和社会右翼占据主流的前提下，这样的举动非常具有风险性；而“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尤其是按照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要求“全部释放”，则意味着很多囚犯，尤其是一些在以色列人眼中确实犯下恐袭罪行的囚犯，将要被释放，这对于以色列来说难以接受。
沙特和以色列的趋近，在当前双方共同将伊朗视为“敌手”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似乎十分现实和合理，而巴以问题的解决也似乎因此迎来了一个新契机。但是以色列和沙特，要么无心，要么无力去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诸多巴以和谈中的结构性矛盾，也仍然存在且越来越多。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民族主义世界下，被阿拉伯国家遗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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