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尽管当今世界经济面临多事之秋，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举行修宪公投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不断爆发，但中国不断调整结构，推进供给侧改革，始终保持着稳定经济的锚的作用。
中国经济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近4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格外引发注目，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果断*"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挽救世界经济与水火之中，在财政和信贷资源的投入下，中国经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复苏的火车头，与此相对应的"中国模式"成为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新标签，我们如何理解"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存在中国模式增长奇迹，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原因，对我们深刻认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以及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判断，至关重要。
（一）、剖析"中国模式"
在经济学家和西方媒体眼中，是因为"中国模式"的成功，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这里我们就要首先分析，什么是"中国模式"，到底是否有"中国模式"的存在。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以及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对"中国模式"的定义的核心是"大政府"，政府拥有非常强势掌控资源和资源配置的能力，比如次贷危机推出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10万亿的银行信贷配套，从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的提速，都验证大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难道这真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增长的根本原因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经济就不应该面临现在的困境：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去库存压力。高层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绝对不是V型和U型，而是走出L型的运行轨迹。所以笔者认为，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定义为"大政府"，是不全面的，并没有准确的认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分析中国经济，必须要站到大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如下图所示：
（图六）、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划分图
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三个阶段，对"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存在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由于篇幅有限，三个阶段中将暂时介绍前两个阶段。
三个阶段具体如下（前两个阶段）：
（1）、1978-1994国退民进阶段
从1978年-1994年阶段，这个阶段横跨时间周期从1978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历时16年，在这一阶段，是国退民进的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经济发展是靠市场机制和民间活力来推动，并不是靠资源的大规模投入，而是靠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市场机制和民间活力的提高，是政府给予了足够的空间。
比如土地承包制，改变农村原有激励机制，由民间安徽小岗村自发组织，政府得以最终确认农村土地承包，后来在全国推广，并上升到法律层面给予确认和法律制度保障。再比如废除人民公社，私营企业合法化等等。
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是破除陈旧体制对经济的束缚，调整政策，修改法律，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减少管制，让民间创造力和市场机制得以自由发挥。中国经济在图六中所处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简称为"国退民进"阶段。
历史的巨轮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改变，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分析出"中国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如图七所示：
（图七）、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图（）数据来源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网数据）
在图七中，1994年是重要的分水岭，中国财政收入改革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进入到图六所示的第二个阶段，国进民退阶段。
（2）、1994-2010国进民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2010年，这个阶段横跨时间周期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0年欧债危机。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转折点，具体的事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上升，如图七所示。
由于中央财政的紧张，中国政府在朱镕基1993-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中央小、地方大的格局，各级政府总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获得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财政收入。从图七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国退民进阶段，政府的财政占GDP的比例不断降低。而在国进民退阶段，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升高，伴随中国GDP总量不断的增长，从图形上看，第二阶段国进民退阶段的图形高度并没有超过第一阶段的国退民进阶段，是因为GDP基数的问题，不影响我们的分析。
中国模式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改革的停滞。第一阶段"国退民进"要想持续发展，必须不断的有创新，体制和激励机制的创新，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不断的突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不断激发和释放市场和民间的活力，包括"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所有人都富裕，也意味着所有人都贫穷。"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目的，就是改变社会的激励机制，让大家靠勤劳来致富，只要创造价值，敢于创新，则就能获得超额收益。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停滞了，中国经济失去了体制机制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于是"国进民退"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流行起来。政府花钱，央行印钱，拉动经济增长，短期见效快，并且"凯恩斯主义"和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谋而合，中国经济开始了新的"国进民退"阶段。这也是中国经济处于正反馈运行机制的起点。
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正反馈，正反馈机制是一种分析系统，在正反馈分析系统中，可以有效的判断趋势的运行和转折，每一个趋势的背后都有着正反馈的身影。趋势之所以被称为趋势，就是因为能够向一个方向持续发展一段时间，否则就只能算波动。但是朝一个方向的持续发展并不意味着趋势，否则两点连一线就成了趋势。持续发展的方向只是表象，内在的机制才是实质。趋势之所以是趋势，就是因为形成了一套强大的正反馈机制，顺者昌逆者亡。所有的参与者，身不由己，不得不参与趋势，并在参与中强化了趋势，自己也变成了趋势的一部分。所有的人为调控，如果逆势而为，却无法改变趋势背后的正反馈机制，必然无法长期见效。"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说的就是改变表象与改变机制的关系。
可以用下图进行说明1994-2010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如下图：
（图八）、中国经济正反馈运行机制流程图
图八所显示的就是中国经济正反馈机制运行的本质，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商业模式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如上图八中所示：
1、中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断的招商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出口带来大量外汇占款；
2、央行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还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央行结售汇带来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推动信用扩张，信用扩张推动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中国从1998年进行住房市场化改革后，不断压抑的住房改善需求促使房价进入上升通道，政府通过土地招拍挂的出让方式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
3、政府把所获得土地出让金投资到基础设置建设中，房地产和基建带动大量的上下游企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基础设置完善与劳动力成本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增长，出口增加新一步带动外汇占款的增加。
4、外汇占款通过央行的结售汇，释放出基础货币，通过银行的存款和贷款进行转化成信用，在图八中，Y=X（1-R），Y代表贷款，X代表存款，R代表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贷款都会转换为存款，D就是留存率，通过银行系统贷款转存款，存款转贷款的信用放大功能，不断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流动性支持。
5、央行可以通过数量和价格型工具对银行的信用创造加以调节，对数量型工具而言，调整R，就能改变银行体系信用创造的规模，R的数值越大，则信用创造降低，R数值
调小，信用创造升高。对价格型工具而言，加息和降息是从资金成本的角度来影响信用创造。经济发展与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为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促进了所有行业的发展，推升GDP不断增长。
在图八所示的经济正反馈构成中，核心是信用扩张，信用扩张必须是基于银行系统的正反馈，不断的把存款变贷款，把贷款变存款。在信用创造的过程中，离信用创造最近的环节，收益最大，财富向少量掌握大量资本并且大量获得信用的参与者聚集，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所有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的增长，但是并没有引发恶性通胀的根本原因。在国进民退的正反馈经济发展模式中，什么行业离信用创造最近，谁就能获得投资的超额收益。在中国离信用创造最近的行业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充当信用创造的媒介。每次经济危机中，央行总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而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把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媒介，媒介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危机，都引发中国房价大幅上涨的最根本原因。
米塞斯《货币及信用理论》这本书从根本上解释了银行系统信用创造的本质，银行系统信用创造的正反馈不会平均的分配给所有人，有人离信用创造近而获益，有人理信用创造远而受损。从本质上讲，每一次的信用创造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财富从普通人手中向少人人手中聚集，实现财富分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最真实信用扩张导致财富分化最好的注解。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国进民退的凯恩斯调控经济模式短期虽然可以拉动经济发展，但是长期会对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隐患。如果中国模式可以简单的定义为"大政府、小市场"，则中国经济就不会增速不断的下降，高层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绝对不可能是U型和V型，而是中长期是L型。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之后为什么不断的下降，由原来的2位数增长到现在的6.7[[[%]]]的经济增速，是因为凯恩斯调控经济模式的负作用不断显现，所以中国经济在2010年之后，进入了新的阶段，转型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