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过去快速发展了3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在快速发展，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但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环节，也滋生了大量的寄生物。它们吞噬着社会创造的财富，加重着经济系统的负担。房地产扼住经济和就业两大命脉，大起或大落都会伤筋动骨，无论有房家庭还是无房家庭都会受到波及，因此只有“平稳”，才能“健康”。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还显现不出来，因为财富的增量在大量增加。而到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这种寄生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四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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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沉重的税费负担。
具体数据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和国际比较，这里就不说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税负最沉重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现在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税负就是降不下来？甚至我都承认本届总理一再强调的减税是真诚的，但就是减不下来。为什么？一个国家由于某种因素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就会养越来越大的机构和越来越多的人员、上各种项目、花钱大手大脚。
在经济进入常规发展之后，政府财政收入不会增加那么快了，但机构和人员还得养，项目还得继续投，花钱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怎么办？只能加重社会的税负。于是，在沉重的税负压力之下，经济和社会逐步失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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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
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企业家们列举了在征地拆迁、基建审批、政府采购、招投标、药品定价、政府财政扶持、食监审批等方面的腐败寻租行为。长期在国务院农业部门工作，后辞职下海的蔡晓鹏先生更详细列举了在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吃拿卡要等行为，一些部分地方政府职能多龙治水，多马分肥，有的企业甚至由此陷入绝境。
这里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上两个体制方面的原因。一是现行体制赋予有关部门的权力过广、过大、过泛、过于随意有关。这个正在改善，就不说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在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背景下的机构扩张问题，实际上，除了财政收入增加的原因，政府本身就有一种机构扩张的冲动，有时甚至会使这种扩张超出财政能力之外。由此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但财政只是*部分经费，余下的部分自筹，包括收费罚款分成等。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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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
国有垄断性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中各个优势环节，而且在市场中以垄断性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消费者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双重负担。几年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2001-2008年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获得利润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这并非是真实的业绩，而是在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方面享受种种政策优惠的情况下获得的。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则计算的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实际净资产收益率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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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
泡沫是虚的，而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实的。因为在财富泡沫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食利者阶层，对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负担。所谓食利者的含义无非是指以财产性收入为生。在正常的社会里，这没有什么不正当的，但问题是我们的所谓财富又相当一部分是吹起来的泡沫。在一个社会里，收入和财富之间应当有一个大体的均衡。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均衡，实质是对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两种激励的均衡。
上述寄生环节的存在，大大增加了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其结果，是形成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得不得了的局面。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怎么转得下去？怎么会有活力？而这个问题是所谓供给侧改革就能解决得了的吗？
笔者经常专注研究国际形势以及各国之间的动态，对原油，天然气，白银，铜以及股票等有深入的研究，如果你做单不顺被套单、锁单或投资经常资金缩水，那么你可以多重视本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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