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审议财政预算报告时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低至25[%]。
黄奇帆认为，近期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热议较多，一般是建议提高起征点或者从综合与分类税制角度研究，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
黄奇帆说，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于1980年，实行的是分类税制，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征收，工资薪金类为超额累进税率5[%]-45[%]，股息红利等资本类为比例税率20[%]。这些年虽有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级距等改进措施，但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变化等新形势已不适应。目前，我国正在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但由于社会信息共享度不高、个人所得税数据库建设缓慢等原因，操作上尚需时日。在这种情况下，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不会增加社会成本，不会损及个体利益，阻力小、易操作，既能够“扬汤止沸”，也有助“釜底抽薪”，一举两得。
黄奇帆认为，深化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当前，个人所得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工薪所得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跟周边比，香港只有15[%]，新加坡为22[%]；跟发展中国家比，俄罗斯只有13[%]，巴西为27.5[%]；跟发达国家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都低于我国，而且税前抵扣项目多，投资买房、按揭利息、子女学费、看病就医、抚养赡养等大项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比如，数据显示，美国39.6[%]的税率在税前抵扣后，最终负担的实际税率在25[%]左右。
我国个人所得税这种高税率，至少带来四方面危害。一是工薪阶层尤其专业技术人才，由于收入来源单一、税收由单位代扣代缴而成为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力，这个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国个人所得税的70[%]左右来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国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等方式避税。因此，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高税收。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7.7[%]，远低于发达国家30[%]、发展中国家15[%]左右的水平。二是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质人才。当前，我国人才供求结构失衡，高技能、高层次人才短缺。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需要好的税收环境。许多跨国公司在亚太区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我国，但其亚太总部大部分设在香港、新加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达到邻近国家或地区的两倍多，同时也没有合理的退免税政策，使得不少企业和专业人才望而却步。三是抑制居民消费。工薪阶层边际消费倾向高，消费大多在国内、以自主品牌为主，是拉动内需的主体力量。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率，微观上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制约消费升级，宏观上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四是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我国这一制度设立之初，全国职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63.5块，一般人达不到800块纳税门槛，能按45[%]税率缴的屈指可数，政策聚焦作用非常明显。现在，“调高调不到、扩中扩不了”，等于让穷人为富人“掏腰包”。
为此，黄奇帆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最高税率，由45[%]下调至25[%]，作为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的突破口。降低工薪所得最高税率，自然带动税率级距的减少，还能实现与资本利得税率相当，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纳税的遵从度，降低监管难度，提升监管有效性，为今后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创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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