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节刚过，我们来聊聊这个严肃的话题：中国会迎来“大萧条”吗？
在2016年实体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铺天盖地唱空中国经济的言论如过江之鲫： “人民币崩溃”、“实体经济崩溃”、“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硬着陆”等观点。也有人说大萧条出现就在2017年春节后……这到底是杞人忧天还是一叶知秋呢？
大萧条理论：债务—通货紧缩
1932年欧文·费雪(lrving Fisher)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来解释大萧条，认为大萧条是由企业过度负债所导致的。该书出版后，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此研究的基础上，1933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系统地阐述了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的逻辑关系，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被大量地引用。
这一理论认为，当企业过度负债的时候，实体经济温和的衰退将导致企业开始进行债务清偿从而降低企业的内在价值，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一方面，企业的价值降低减少了银行对其信贷水平;另一方面，价格的下滑导致通缩，从而实际利率反而在上升。信贷的下滑和实际利率的上升进一步冲击企业的经营，然后进一步冲击的信用和价格。这种过程反复循环下去，就是债务和通缩的正反馈效应，最后企业大量破产，大萧条就会出现。
中国经济具备大萧条的特征吗？
基于欧文·费雪的理论，大萧条产生的关键条件在于实体经济的杠杆率过高，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已经具备相关特征了。中国实体经济债务，主要是呈现两个特征：一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高(也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二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高(也就是国有企业债务危机)。
中国特殊的金融体制决定了不会产生大萧条
债务通缩的条件虽然有了，但中国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却很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大萧条产生的关键原因在于银行的信贷收缩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相互负反馈，但中国特殊的经济和金融体制往往可以限制这一正反馈的加深：
(1) 中国银行业的信用扩张并不完全是市场化行为，而是受到央行的管制，所以央行可以通过窗口化的指导来调节信贷水平;
(2) 中国的非金融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国企方面，而国企的行为受到政府的完全掌控，因此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会出现过度的收缩;
(3) 中国的杠杆水平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特征，比如中央低地方高，居民低企业高，所以政府通过杠杆转移可以转移风险;
(4) 在债务通缩的过程中，宽松/定量宽松也可以减轻其影响。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上上一轮危机就在1998年，那一轮经济周期之中商业银行真实的不良贷款率超过了40[%]，而当前平均来说不会超过10[%]，所以现在现在谈大萧条还为时尚早。
降低债务多措并举
为降低企业债务，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要求多种方式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截至2016年年末，银行市场化债转股签署协议一共16份，其中建行8份，工行5份，中行2份、农行1份。从实施企业所属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有色等过剩产能行业。
2016年10月26日，国务院同意成立降杠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发改委牵头，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等1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为降杠杆特地设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尚属首次，背后释放的信息是：被视为中国经济最大威胁的“债务压顶”问题，已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中国如何行动才能抑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更被认为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最终能否平稳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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