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初的20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发表的开幕致辞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数字：0.7。
在谈到这个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标准时，习近平表示：“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在致辞中，习近平强调了中国对全球减贫做出的巨大贡献。
如果习近平还想再突出中国在缩小全球不平等方面的作用的话，他本还可以指出，到2000年为止，是中国的高增长率使得全球不平等程度没有加剧。自那时起，得益于亚洲持续的高速增长，全球不平等程度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际，中国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却一直在加剧。
聚焦这一数字（如习近平那样）就是将世界看作一个单一整体。过去70年人们一直使用的是各国单独的不平等程度，这也是政策制定者频繁讨论的话题之一，而全球不平等程度的数据几乎从来没有被提到过。不单单是因为这些数据就是被忽视了。更准确地说，多年来，计算这些数据存在巨大的障碍，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数据（入户调查及各国的价格水平）。
但即便这样的计算可实现（第一次计算于1999年完成，仅利用了入户调查数据），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被经济学界接受，然后才被公众接受。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此类计算的抽象性质。对于单个国家的数据和不平等程度，民众至少可以将巨大的不平等归咎于这个国家的政府，但对于全球的不平等，不存在这样的机构。关注全球不平等问题的工作无人可托付。
测算全球不平等程度的想法或许一直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隐含的意思是要推进一种世界主义，即世界上每个人都同等重要。既然缩小全球不平等主要取决于贫困国家的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这就需要前者的生活水平向后者靠近。这也意味着增加对贫困（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援助。最后，这需要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大国缩小各自国内的不平等程度。
因此，这一概念在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间或者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间像很少能引发共鸣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最近，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世行推出了一项不平等程度指标，尽管是在国家层面。世行如今正致力于推进“共同繁荣”(shared prosperity)，并追踪各国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的收入增长情况。但世行尚未将缩小全球不平等确定为自己的一项正式目标，尽管这在逻辑上或许可以说对应于其到2030年消除全球贫困的目标。随着习近平将基尼系数引入国际舞台。
人们或许会希望，缩小世界所有民众之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不仅可以吸引人们好奇的目光，还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目标。在全球政府远未出现的情况下，全球不平等永远不会像单个国家内的不平等那样成为政治讨论的重要议题（单个国家内的不平等现在是政治讨论的重要议题，将来也会依然如此）。但是，它无疑应被纳入我们用来监测世界状况的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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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百川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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