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目前最富裕的城市，近期公布了一则远期规划。在规划的草案中，上海提出，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以内，到2040年，也要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而根据前年的人口普查数据，2014年上海市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2426万。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的二十几年内，上海总人口达到“几乎不增长”这个目标。不独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城市，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控制城市总人口数的意愿。
因为城市资源，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机会等优质资源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城市总人口的增长，超级都市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限制性的措施，包括高房价、限购、拍牌以及子女入学等，将大量想要转移到都市的人口排除在外。通过提高在超级城市生活和居住的成本，中国一线城市正在筑起一堵无形的高墙，将其他区域的居民和本身的居民隔离开来。
在社交网络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所谓“逃离北上广”的话题，就是这种被高墙隔离现象的外在表现。而这些被隔离开的居民，起初他们虽然看到生活成本的下降，但是，久而久之，他们会发现，在被隔离开的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公共治理远远落后于一线城市。一则来源于河南某地运管便衣执法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样的视频层出不穷，越来越说明一个问题，地方公共治理的缺失，在演 变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二三线城市的文明发展仿佛落后一线城市若干年，以至于在当地，裙带关系、官商关系等传统势力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相当之大。对于那些没有背景，投资资讯，搜 坤风汇金，只能依靠个人奋斗来改善生活的人而言，在小地方要出人头地的难度，似乎更大。另外一方面，一线城市对于高端就业岗位的垄断，尤其是金融业、互联网等，使得二三线城市年轻人在寻找合适的职业发展目标上也困难重重。
许多在二三线城市的朋友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表达自己在职业发展上的困扰。他们要么在体制内工作，因为没有特别的关系，在一些岗位上长期看不到上升的希望，当他们希望转换跑道到体制外，却又发现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当他们想要到一线城市寻找梦想时，那无形的高墙却又扎扎实实地把他们挡在了门外。同样，即便是在一线城市，这些高墙依然存在在各个群体之间。且不说以房价划分了不同人群的居住环境，没钱的自然就被排除到了外环之外，在其他领域，这些高墙也在越垒越高。
举个例子，以静安寺的某愚园路学区房为例，两年前对口的小区单价还在五万元左右，但是经过2016年上半年的剧烈上涨，单价已经接近近十万元。北京清华大学旁的华清嘉园，早已在去年就被爆出房价超过十万。这些不是个案，在许多地方，公立学校的学区房房价上涨，已经形成了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将一些群体和另一些群体，一些群体的孩子和另一些群体的孩子，几乎完整地隔离了开来。
通过住宅小区、学校等方面的价格调节机制，城市居民在资源的占据上，已经对后来者形成了一种非常高的壁垒。当车牌拍到八万，中签率低于4[%]时，新入者即便想要买车上路，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内环中环内住宅用地稀缺，工重号 坤风汇金，新入者想要一个舒适的小区环境，就已经自然被调剂到郊区。当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资源已经被占据，新入者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让孩子仅仅不输在起跑线上。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已经让一部分中产阶级有了一定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如何保住这些生活质量不下滑，如果可以的情况下还能提高，他们还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也是他们焦虑的根源。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兜底机制又没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往上爬。这中国社会的竞争，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竞争追逐少量的资源，已经让某些服务变得越来越贵。
然而，这些高价筑起的高墙，隔离了社群，亦撕裂了社会。乐观的是，这个现象目前还没有演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悲哀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迹象。习大大在杭州G20峰会上已经表达了，世界的基尼系数已达0.7左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这恐怕不是全在说别人，也是在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警示。而至于升斗小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求多福了。
纵观世界经济研究，再论中国经济，最后送给当下的中国投资者们一段话，烟花三月，唯有心静如水，方能气贯长虹，记得思量切勿人云亦云，投资在于长久，而不是指鹿为马。本文作者系CFP注册理财规划师，从事金融投资行业七年，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趋势为王。短线为主中线结合，交易方式稳健为主！文/坤风汇金（kfhj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