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经常抽象地讨论政策变化，而忽视了即使是明智的改革措施也会带来一定的阵痛。多年以来，分析人士一直敦促中国将其经济重心从重工业转移至服务和消费上来。然而，当前中国就得留意经济重心转移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逐渐增加。
最为明显的是贫富之间不断深化的鸿沟。北京大学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总财富的1/3。由于中国政府试图从煤炭和钢铁行业过渡至技术和金融行业，而贫富分歧的差距则可能会恶化。
事实上，中国向技术和金融行业的过渡已经开始了。中国“旧经济”和“新经济”部门之间则有着天壤之别。经济长期依赖于钢铁工厂的辽宁省当前经济正处于衰退状态。而财务和高科技聚集的深圳一年内房地产价格上涨了60％以上，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城市之一。
对于工人来说，这种转变好像是残酷的。尽管国家赞助的风险资本家干劲十足地将惊人的巨额资金投入技术和制药公司，但衰退产业中的低技能劳动力却依旧面临着劳动力市场萎缩和工资增长停滞的困境。2015年，新晋亿万富翁中，中国占据了90％，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之最。与此同时，在2016年，全中国180万煤和钢铁工人面临裁员的威胁。
当前到处出现了越来越多贫富差距的鸿沟迹象。尽管当前很难接触到可靠的工资数据，一些消费模式则是有启发性的。受中国普通人青睐的公路运输同比下跌19％。大多仍然为富人服务的航空旅行上升了11％。当前国际航班越来越受欢迎，比如中国人飞往日本买抽水马桶，前往泰国假日海滩度假或欧洲购买奢侈品的情况都是很好的。
然而在许多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将最低平均年收入为1620美元的超过6亿个中国人被列为农村居民，大约占据中国人口的44％。城市工人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享受诸如学校教育更好的公共福利，同时从房地产的升值中获得巨大财富。
中国需要迅速解决这一分歧。尽管中国政府向下岗工人提供资金，更大的问题是帮助下岗工人过渡到新的工作和新的生活。如果未经培训，矿工不能成为医务人员；如果没有激励措施，矿工无法转移到新的城市。
第一步应当放宽防止矿工流动的规则。成功的经济转型需要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而移民在哪里工作和孩子去哪里上学的限制则会抑制经济转型的过程。再培训计划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小商店业主进入数字时代，中国的许多农村城镇可能会吸引网上零售商；当地居民需要有资金好好抓住这样的变化带来的便利。
最后，中国必须解决住房成本。在大多数主要城市，尤其是那些身处发达经济体的人，低技能和农民工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定价。其中一个结果是城乡移民(曾是不可阻挡的增长动力)有效地终止了。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出售由国有开发商持有的空置房的计划将有助于解决住房成本矛盾。因此，将放宽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投资的限制。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这样问题的国家。然而，这样的挑战是巨大的。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中国政府在寻求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居民稳定的生活两项任务的平衡上面临着更加多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