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G7峰会今日起在日本召开，平静许久的市场再起波澜，6月后更是风险事件高发期，且财政政策仍欠火力。G7峰会此次是否会有所突破?
七国集团（G7）峰会即将于5月26~27日召开。在国际讨论中，G7峰会被冠上了“无事之事”（non-events）的称号，即会前大动干戈，但最终却无实质成果。然而，本次会议前夕，平静许久的外汇市场再起波澜，6月后更是风险事件高发期，且财政政策仍欠火力。G7峰会此次是否会有所突破?
当前，市场似乎逐步挥别了过去两个月的平静——美元重拾升势，人民币中间价在5月25日的下调幅度再创新低，前两天在日本仙台闭幕的G7财长会议也反映了美日对汇率的分歧不断加大。此外，“英国退欧”的潜在影响仍让全球市场揪心。
牛津经济研究所（OE）首席经济学家亚当（Adam Slater）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2月的G20上海会议助燃了市场各大央行在幕后进行汇率协调的猜测，但我们认为此次最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飙升的日元会否使得日本重陷萧条？各界如何看待人民币贬值问题？效果不及预期的负利率政策是否应该弃用？还有哪些国家能加大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汇率协调论”再现
当前，上海G20会议的“协调成果”似乎在慢慢消失，各界开始热议G7峰会能否让全球的狂欢再持续一会儿。
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在上海G20后最大贬值幅度达9[%]，而5月至今累计反弹近4[%]，市场也随之紧张起来。
“我们认为，通过G20或G20实现类似‘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的默契并不现实，尽管弱美元可能有利于美国出口，且新兴市场动荡可以暂时平息，也能减少美联储对于海外市场的担忧，但是美联储监测国际动态与其货币政策受到束缚完全是两码事。”亚当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近日，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Bullard）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也表示：“尽管全球的联动性加剧，央行独立性仍至关重要，其不能受到政治或其他因素束缚，否则最终会导致一些问题。”
其实，这一所谓的“协议”最站不住脚的一点在于，并非所有国家都对于2月后的汇市走向表示满意，典型的例子就是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日元和欧元——欧元对美元升值1[%]，日元更是大涨近4[%]，这对于以抗击通缩为使命的日本而言是致命的打击。
2月上海G20会议前后，G7国家的汇率波动性曲线
无论如何，全球汇市都将在6月面临更多挑战，G7峰会更可能的或许是讨论如何更好地应对。
当前，美联储6月加息预期继续发酵，美元对欧元升至10周新高；CME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6月加息的概率为36[%]，稍早之前该概率为30[%]，7月加息概率攀升至58[%]，为今年3月以来首次突破50[%]；12月加息的概率则飙升至82[%]。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元等外部压力，5月25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也下调191 BP至6.5693，变动率0.3[%]，创2011年3月以来最低。
“前日美元涨0.41[%]是表象，背后实际是欧元跌造成的。昨日美元对其余货币涨跌互现，并未出现普涨，因此并不是美元自身因素的主动升值，主要原因是占比美元指数权重高达57.6[%]的欧元大跌0.76[%]（影响美元指数变动约为0.4[%]），因此这次人民币中间价波动的背后其实是欧元。”民生证券海外研究组负责人张瑜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负利率可行性或遭质疑
除了汇率机制，各国货币政策也大概率将成为G7峰会的讨论焦点。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类似，OE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在近几个月继续放缓，今年增速料仅为2.2[%]，或创2009年来最低。“鉴于全球低增速持续，G7可能会考虑是否要进一步协调货币政策，或要开始反思当前的哪些政策措施‘拖了后腿’。”亚当告诉本报记者。
近期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决定
其实，所谓的“拖后腿政策”就是近期备受争议的负利率政策。
2014年欧洲央行推出的负利率政策的确打压了欧元，全球股市大涨，但同年9月再度调降负利率时则效果减弱；同年12月的第三次调降甚至因降幅不足而导致欧元大幅升值，与理想效果背道而驰。同样的情况也在日本重演，日元自1月29日负利率宣布以来便大幅升值，甚至已经挑战了首相安倍的底线。
正因如此，上周的G7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麻生太郎认为，近期汇率市场出现了一些投机行为和单向波动现象，这种波动是不可取的，且汇率过度和无序波动将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但美国当时似乎并不以为意。
近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也撰文指出：“负利率政策并非如支持者们设想的那么美好，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
“一是对货币拥有者的剥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施负利率后，商业银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转嫁成本，对存款人收取负利率。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对部分机构客户实施了负利率，这直接侵蚀了存款人财富。财富的缩减有可能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反而会抵消负利率政策扩大总需求的初衷。”她表示。
此外，负利率也可能会伤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吴晓灵认为：“如果商业银行选择将负利率转嫁给存款人，那么会面临损失存款客户的风险，”她表示，即使真如央行所希望的，受负利率“逼迫”后，商业银行将原先留存在央行的资金放贷出去，这部分新增贷款可能会以更高的贷款利率放贷给原先商业银行没有给予信用的企业，导致贷款利率不降反升。
财政政策有待发力
正如今年G20峰会的宗旨，鼓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箭齐发”，因此G7峰会也将大概率重点讨论各国进一步宽松财政政策的可能性。
相关研究显示，2011~2015年，G20国家的财政政策立场有所收紧，这也拖累了经济增速。尽管2015年和2016年财政政策有放松的迹象，但各界预计，2017年起又将收紧。
“收紧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可能是日本。其总负债占GDP的200[%]，预算赤字为GDP的7[%]，因此日本此前计划在2017年再度提高消费税，以维持财政可持续性，但这很可能会抵消QE产生的宽松作用。”OE指出。
G20国家的财政风险指数热度图
亚当预计，此次G7国家可能会提供一些让日本推迟增加消费税的理由。“但我们认为，即使日本能推迟到2019年再加税，这对缓解G20国家2017年财政紧缩状况而言作用也很有限，预计仅达G20国家GDP总值的0.1[%]。”
因此，他也表示：“更有帮助的应该是鼓励各国一致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不仅会促进增长，也将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者加大投资力度。”
然而，这也可能只是一个美好愿景。OE认为，阻碍G7加大财政支持的最核心势力可能就是德国。“尽管德国财政状况远好于其他国家，但该国对于财政宽松存在很大的政治压力，主要因为德国担心这可能会鼓励那些在其看来不负责，且仍深陷财政危机的欧元区边缘国家开始大肆挥霍。”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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