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谈判结束了，冻产协议最终还是胎死腹中。事实上，自2015年国际原油价格暴跌超出主要产油国的预期以来，在汇率、财政、宏观经济风险的压力之下，部分OPEC国家和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非OPEC产油国多次发出号召，积极进行国际斡旋，希望通过主要产油国达成限产协议以推动国际油价回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放出一个*，让市场神经紧绷一下；但是，这些努力最后纷纷以失败告终。
国际原油市场当前面临的困境并不特殊。原油市场当前面临的困境是世界经济以往“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模式难以持续、从旧均衡向新均衡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之一。类似的症状和困境在其他国家、其他行业也多有体现。
例如中国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这些行业中的传统生产企业，很多也面临着盈利能力下滑、债务风险积聚的问题，其中一些甚至出现了现金流难以维系的情况，存在破产清算的风险。应对产能过剩的办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让过剩产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清；另外一种是通过外力干预来推进产能去化。
针对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中央政府果断提出了“去产能”的政策导向。对于涉及到的企业、行业、区域经济而言，去产能带来的痛苦可以说是割肉，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形容并不夸张。有人或许会想：反正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价格持续走低、利润削薄甚至变负，有什么痛的？但需要意识到，即便是割去赘肉或毒瘤，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如果没有行政的外力干预，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很难有主动割肉的勇气。国际原油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原油生产国面临着“囚徒困境”——对于任何一个产油国而言，不论其他产油国减产与否，不减产都是我的最优选择。因而，所谓的冻产协议或限产协议是很难达成的，即便达成大家也有违约的可能。
去产能的要害就是要打破上述“囚徒困境”，设计激励相容的激励机制让各方愿意遵守协议缩减产量。然而，在原油生产国之间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历史上，宗教团结曾被作为打破囚徒困境的机制，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也曾被作为打破囚徒困境的机制，但现在类似的机制并不存在。产油国之间显然也不存在像中国中央政府那样的经济规划者，通过行政强力去打破囚徒困境，实现产能去化。
在经济学理论上，打破囚徒困境的另外一个机制是通过无限多次重复博弈中的“威胁”。产油国之间的博弈的确是无限多次重复博弈。历史上，沙特作为OPEC内部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国也确实曾以其他成员国无法承受之重的“威胁”来确保各方遵守限产协议，从而打破了囚徒困境。但从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的现实情况来看，沙特既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也不具备这样的意愿。
面对产能过剩，中国政府选择采用行政手段强推去产能。那么一个直接的问题是，政府去产能比市场去产能更有效吗？经济学理论中反对政府干预的一个常见理由是：市场机制能够识别好企业和坏企业，而政府难以做到这一点。但这一理由在当前的去产能过程中并不成立。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现实经济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途径。但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出现失灵。当然，一些市场人士完全可以反驳说，这并不是市场失灵，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相对高成本、低效率的企业总归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清。这是市场原旨主义者常用的理由之一——市场并没有失灵，它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就业和债务不一定能等得了那么长的时间，金融市场投机者、汇率不一定等得了那么长时间，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及其家庭不一定等得了那么长的时间。
相比于思想实验中“完美的市场”而言，行政力量主导的去杠杆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是优于市场的。因为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市场并不完美，至少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并不完美。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不是“比较静态”，必须考虑从旧均衡点到新均衡点之间的过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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