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任期即将“到站”，奥巴马也开始启程踏上卸任前的外交“告别之旅”，首站选在了沙特阿拉伯，这一访问也是沿袭了美国总统卸任前谋求政治遗产的传统。随后奥巴马与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等由沙特主导的海湾国家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举行峰会。
令人尴尬的是，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以色列的当家人却选择在这个时候飞往俄罗斯。这被外界解读为奥巴马又一次被内塔尼亚胡“打脸”。
而奥巴马对沙特的访问，也被外界解读为“气氛诡异”，奥巴马抵达利雅得时，沙特都没有进行电视直播，沙特国王萨勒曼也没有亲自到机场迎接。随着八年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站在局势动荡的中东土地上，满心都是“亚太再平衡”的奥巴马想必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老传统，新问题
一上任，奥巴马总统的外事访问就直奔埃及，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将揭开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新开端”，同时勾勒出美新政府的中东政策雏形。奥巴马中东政策则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强调接触与合作，以修复美在中东地区的形象为目标。这也就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将会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一系列“软”措施，而不再是“硬措施”来维系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关系。所以当时有学者将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与其前任布什总统相对应，称之为“新中东政策”。
但是奥巴马推动的“新中东政策”却并不逢时，很快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开始了，一系列政治变动使得阿拉伯以及中东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观，原先能够在各个大国之间决定的政治事件，在2011年之后更多的融入了宗教、教派、民族、种族甚至部落和家族的色彩。
在各种力量的复杂博弈背景下，美国在奥巴马政府的指导下却选择了“置身事外”。奥巴马的这种态度曾经在其接受《大西洋》月刊中表露无遗：“对想把美国拉进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毫无关系的宗派纷争中的无票搭车行为，感到非常厌烦。”
美国的巨变与中东政策调整
奥巴马的表态，其实代表了美国国家利益在中东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源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中东传统上对于美国的“能源供给者”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美国国内页岩开采的成熟，美国国内能源供给已经不再仰仗中东国家。
今年2月份，美国甚至已经直接向巴西出口液化天然气，这不仅将使美国在未来数年内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还直接影响到拉美乃至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冲击世界经济秩序。而与之相应，包括中国、印度、韩国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却更加依赖中东地区能源供给，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巴马会在接受采访时抨击中国在“搭便车”。
美国在中东政策的第二个重大关切，来自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于自己本土目标和海外利益的威胁。这种威胁随着2001年反恐战争打响后不断加剧，但是在2011年中东巨变之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崛起，极端组织“塔利班化”趋势越发明显。而不同于传统上恐怖组织以美国和西方目标为主要袭击对象的倾向，“伊斯兰国”组织更大的兴趣在于攻城略地和建立“哈里发国家”。
即使是到了2015年之后，随着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国”打击加剧，以及包括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国内政治分裂产生的极端组织“外溢”效应，这些极端组织恐怖主义威胁更多的随着难民浪潮而涌向欧洲，甚至包括传统的中东国家如黎巴嫩、土耳其都遭到了波及，美国却由于地理隔绝以及国内穆斯林群体相较于欧洲的特殊性而相对保持了安全。对于美国来说，中东反恐事务似乎可以甩手给其他国家，让其他受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冲击更高直接的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
美国在中东政策的第三个关切，来自于确保以色列的生存和国家安全。这当然源自于美国国内巨大的犹太人集团政治力量，也更加源于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敏感性以及对于以色列在中东确保美国利益的巨大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利益关系在奥巴马时期却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交不佳，两人关系直接影响了两国执政团队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关于巴以和谈重启和伊朗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色列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私下里都认为奥巴马政府太过“软弱”，想法太过“浪漫”，对于当前的中东形势充满幻想；而奥巴马政府则认为，以色列的想法和做法太过独断，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的希望，一味在强力上蛮干。
和中东说再见，把难题丢给下一任
摆脱了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对于中东地区复杂威胁感知的相对降低，以及对以色列安全的信心，意味着美国对于中东问题的敏感度会大大降低。当其对于中东问题的介入更多成为“道义责任”时，美国在中东介入上的约束力也就大大降低。所以当美国尝试安抚自己的盟友之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不是按照自己盟友如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的观点和视角去进行观察。其结果，必然是矛盾重重。
由于历史和国内独特政治、宗教关系的原因，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十分依赖，需要美国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维护自己的战略和安全利益。这种相互的关系形成于冷战时期，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巩固。
不过随着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当时的美国和沙特已经出现了裂痕，参与恐怖袭击的19名嫌疑人中有13人是沙特国籍，而美国情报机构更是认为沙特长期对于国内支持“基地组织”的行为“充耳不闻”。不少美国学者认为，沙特长期以来宣扬的“瓦哈比主义”是酿成“仇美”情绪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原因。
尽管2001年之后沙特予以了美国反恐战争大力支持，但是随着2011年中东巨变产生，两国在地区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扩大。在反恐问题上，美国认为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支持极端组织”，而沙特则认为美国颠倒轻重，没有尽全力帮助盟友来打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认为一个由国际社会保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的伊朗无核化进程，将会给海湾乃至中东带来稳定与和平，而沙特则认为，美国太过纵容伊朗，在包括沙特-伊朗关系恶化、伊朗试射*等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尽力帮助沙特。
当前的美国和沙特以及其他海湾国家关系，处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与之相应的，是美国所面临的剧烈的能源供给关系、反恐情况以及对中东地区整治判断的重大转变，这也促成了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中东敏感问题上“敬而远之”的立场。中东地区在二战后历经多次战争和苦难构建起来的各种平衡遭到破坏，而新的平衡又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各种极端思潮在当地泛滥，政局混乱，恐怖势力借机崛起。奥巴马挥一挥衣袖，还是将中东地区的复杂，丢给了下一任总统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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