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论金：中国能摆脱经济危机吗？
行情就是一个大舞台，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陈述，
人是需要的某种信念来激励和约束的，人静而后安，安而能后定。过去，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
博弈，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成败，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
中国经济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我想，每个经历过2015年股市过山车的中国人都会有自己的观感。可坐过山车的晕眩还没完全恢复，2016年股市交易刚刚开始，就接连触发熔断机制而休市，晕眩进化成了心梗。目前已经公布出来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数据纷纷出现恶化迹象，PMI、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状况等都有急转直下的危险，有息负债率/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经济危机的阴影像雾霾一样真真切切地罩在了中国上空。将这些数据分别归类，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目前显露的危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实体经济一片惨淡，导致投机市场活跃。中国大陆投资回报恶化导致信贷需求萎靡。起初过剩流动性进入房地产，但政府腰斩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的通道之后，影子银行兴起。影子银行被打压之后，流动性顺理成章地涌向股市，股灾后，资金又顺理成章涌入债市，但中国债市规模不足以消化如此庞大的流动性，资金便又回到了股市，形成周期性的股市波动。2015年10月底，工农中建四大行贷款总计35.69万亿元，比9月份减少656亿元，2009年央行公布信贷数据以来贷款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资金进不了市场经济，必然涌入资产市场，但由于资产市场的利空因素日渐增多，从而使得流动性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投机符号。此外，房地产市场资金链断裂引起钢铁、水泥、建材、煤炭等领域产能过剩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由于过剩产能和银行信贷关联度极高，导致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2016年经济若持续下行，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将持续攀升，凭着银行业现在的实力能不能应对更大的危机，还是未知数。
其二、对过剩产能和结构转型应对无方使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都已经明确“中国目前正处于前期过剩产能消化期、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转型阵痛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人口红利消失，出口引擎失速。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然而，这种“新常态”绝不是需要我们被动适应的，而是需要我们主动改变的。如果任凭经济继续下行，城乡居民收入指标继续分化，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继续慢于GDP增长，银行存款利率继续低于通货膨胀速度，那么经济问题迟早会转化为政治问题。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在经济过热时期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与现在的经济低迷所导致的大规模隐性失业形成显明反差，这种反差必然形成社会心理失衡，若再听之任之，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形成的安定繁荣局面就会受到根本性的威胁。
我想，中央决策层已经找到了经济命脉的起搏器所在，那就是从现行体制中发现释放市场潜力的突破口。纵观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与体制痼疾相冲突，首先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大包大揽机制，然后一连串的计划经济板块走上了市场化和社会化道路，国家抓大放小，一步步让利于民，促成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每一次体制坚冰的融化都会转变为经济繁荣的春天。从体制外推动的层面看，自2008年以来，国家虽然先后采用了补贴政策支持“家电下乡”工程，逐步开放二胎政策，支持国企“走出去”，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乃至发起组建亚投行，无不是为国内过剩产能寻找出路，但两相比较的话，体制外推动的效果尚不明显。如果想彻底释放市场潜力，只有从体制改革方面入手。
中国能摆脱经济危机吗？
综合上述意见，我们会发现专家们犯了类似于空想主义者的错误。因为城市户口放开后，房地产库存迅速消化，住房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东部城市的生活和实际收入水平还不及在中西部故乡，他们也不会一窝蜂挤到东部，最近几年务工人员返乡潮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更何况大中城市即使放开户口限制，可以用自有房产为标准设立落户条件，按照现在的一线城市房价，也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专家的忧虑几乎相当于杞人忧天。另外，专家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其实是双向的，不只是二三线城市居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一线城市，而且一线城市的老年人口饱受城市病困扰，并不是不想迁徙到更适宜居住的中小城市去颐养天年，一旦全国户籍制度改革得以落实，全国户口放开，不仅房地产库存得以解决，全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会成为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助推器。其实说到底，像中国这么大经济总量的国家，如果说遭遇经济危机困境，那只不过是到了一个新的改革节点罢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一个脚印，虽然也有交学费的时候，但从根本上而言，改革开放的直接后果便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亲身经历改革历程的中国人来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上除了户籍制度没有改变之外，其余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都已经荡然无存。而中国的现行户籍制度业已成了计划经济时代遗存的唯一一块活化石。从本质上来说，户籍制度是一种根植于农村自然经济和家族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近代商品经济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后，户籍保甲法随之没落，自由迁居和大批人口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减轻城市人口压力，不得“不反历史潮流”而确定了限制流动迁徙的户籍制度。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密切配合，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切实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它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两大类，而一旦这种社会身份确立，其后代子女均按照这一身份确定户口类别。该条例规定：凡没有城市劳动部门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者，都不能由农村迁入城市。1964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每年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限制在城镇总人口的万分之十五之内。新户籍制度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定量配给相结合，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凭粮证和副食供应证等享受国家低价供给的各种生活必需品，而农村户口的拥有者不享受这些供给，客观上形成了吃商品粮和不吃商品粮的区别。
当所有不合时宜的体制被改革的洪流冲开的时候，只剩下了户籍制度这一社会不公的制度性源头，我们该怎么做？当现代国家普遍形成国籍与公民的概念时，中国还在以户籍划定地域界线，在国民之间树起几乎不可逾越的地域藩篱，用连续缴纳若干年社保的条件或者凭积分享受居住证待遇，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了？当房地产库存成为悬在中国人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一些城市仍然用限购、收紧入学政策来让区域性的经济恶化雪上加霜，我们是不是对某些城市或某些部门太宽容了？诚然，户籍改革的落实将意味着教育资源的高度紧张，但这何尝不是完善教育产业化的大好机会？而对那些抱怨和犹疑的城市，我只想问几个问题：假若“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实现不了，你们这些一线城市还会和现在一样逍遥？再过一百年，你们还是一线城市？随着国家经济格局的变化，二三线城市有可能会成为一线城市，而现有的一线城市可能会随着新陈代谢系统的停滞而渐渐荒废，那时候，让你连续缴纳7年社保再给你居住证，你还需要吗？
无论如何，在今天的中国经济蓝图上，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如牛负重，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明朗，我们手里能完全掌握的底牌便是改变业已僵化的那部分体制，综合各方面因素，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的威胁、实现经济和社会共赢的唯一途经，那就只有改变现行户籍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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